把能够产生多巴胺的细胞移进帕金森病患者的大脑，并不是2025年才有的想法。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医生已经尝试把人胎儿中脑组织移植到患者纹状体。少数患者的移植物长期存活，运动症状和用药量明显下降；另一些患者没有获益，甚至出现持续的不自主运动。2001年和2003年发表的两项对照试验，整体结果都没有达到预设的主要目标。细胞能够存活，不等于患者一定改善；多巴胺能够释放，也不等于释放的时间、位置和数量恰到好处。
难点不在实验室里有没有细胞。细胞来源是否稳定、纯度是否可控、移植位置是否准确、神经纤维能否接入原有环路、患者处在什么病程、免疫抑制会带来什么代价，每一项都可能改变结果。
2025年4月，京都大学团队在《Nature》发表iPS细胞来源多巴胺神经前体细胞的Ⅰ/Ⅱ期试验。7名帕金森病患者接受移植。其中6人按双侧移植后24个月评价；首名分期手术患者总观察时间为32个月。样本只有7人，判断必须落到每一项具体指标上。
论文：Phase I/II trial of iPS-cell-derived dopaminergic cells for Parkinson’s disease 发表时间：2025年4月16日 期刊：Nature 临床试验登记号：jRCT2090220384
这不是“给患者做一套自己的iPSC”
iPSC常被理解成个体化医疗：从患者身上取细胞，重新编程，再做成需要的组织。京都大学这项试验用的却不是患者自己的细胞，而是一名健康供者的异体iPS细胞系。
供者具有特定的HLA纯合型，目的是提高人群中的免疫匹配机会。论文估计，这一细胞系可与约17%的日本人群匹配。这样的设计基于可储存的上游细胞库，按标准化工艺制备细胞产品，而不是为每名患者单独制备自体细胞。本试验移植使用的是新鲜终制剂，不能据此推断终制剂已具备长期储存能力。
研究人员先把iPS细胞定向培养成中脑多巴胺神经细胞，再利用CORIN这一表面标志进行筛选。最终制剂中约60%为多巴胺神经前体细胞，约40%已经成为多巴胺神经元；未检出表达TPH2的5-羟色胺神经细胞。过去的胎儿中脑移植研究怀疑，5-羟色胺细胞混入可能参与移植物诱发异动症，因此细胞组成并非一个生产细节，而是疗效和安全性的一部分。
健康供者外周血 → iPS细胞 → 中脑定向分化 → CORIN筛选 → 细胞质量检查 → 双侧壳核移植。
这里解决的是过去胎儿组织移植最难标准化的问题：组织来源有限，每份组织的细胞数量、成熟程度和组成不同。iPSC技术的价值，首先体现在细胞产品可以按照同一套工艺连续生产。至于这种产品能否稳定改善患者症状，仍要由临床试验回答。
7人接受移植，只有6人进入症状分析
研究流程图中共有8名入组者。1人在手术前感染新冠并退出，团队随后补招1人，最终7人接受细胞移植。
患者年龄50至69岁，病程至少5年，原有药物已经不能充分控制症状。前3人进入低剂量组，每侧壳核移植210万至260万个细胞；后4人进入高剂量组，每侧530万至550万个细胞。
第一名患者先做左侧移植，8个月后再做右侧，主要用于观察手术和细胞安全性。安全性统计包括7人，症状变化只分析其余6名同时接受双侧移植的患者。
这是一项单中心、开放标签、无对照的早期试验。患者知道自己接受了手术，医生也知道患者接受了什么处理。主要目标是确认安全性，运动评分、生活质量和PET变化属于探索性结果。把探索结果当成确证疗效，是解读这篇论文时最容易犯的错误。
所有患者在移植后使用他克莫司。药量在第12个月减半，第15个月停用。异体细胞的“现货化”优势，伴随着免疫抑制这个现实代价。肾功能、感染风险以及停药后移植物能否长期稳定，都必须进入治疗收益的计算。
肿瘤没有出现，异动症却不能轻轻带过
全体7名患者的随访共记录73次不良事件，72次轻度，1次中度，没有严重不良事件。MRI显示移植物逐渐增大，但未见肿瘤样过度生长；用于观察增殖活动的18F-FLT PET也没有发现移植部位异常聚集。
这组安全性结果支持手术和细胞产品继续进入后续研究，却不能写成“已经证明长期安全”。7人不足以发现低概率事件，24个月也不足以评价生长缓慢的细胞异常。2008年的尸检研究还发现，胎儿多巴胺移植物在宿主体内存活11至16年后，少数移植神经元出现α-突触核蛋白和路易小体样病理。绝大多数移植细胞仍可保持功能，但帕金森病的病理环境可能逐年影响新植入的神经元。两年MRI正常，回答不了十年后的问题。
免疫抑制也留下了具体账目。3名患者出现研究者判断可能与他克莫司有关的不良事件，其中包括2例肾功能损害。未来若要扩大治疗人群，免疫抑制方案不能只作为试验流程的一行文字处理。
异动症更值得认真看。7人中有6人的统一异动症评定量表分数上升，论文对全部7人的汇总为平均增加12.3分（116.4%）；其中首名患者因分期手术总观察32个月。作者认为增加主要发生在服药后的“开期”，可能与试验期间尽量维持原有药量有关，并没有记录到典型的“关期”移植物诱发异动症。
作者的解释有依据，但异动症不能因此被归入无关波动。多巴胺移植史上最棘手的并发症，正是部分患者在停药后仍出现持续异动症。2003年的双盲试验中，34名接受胎儿黑质细胞或假手术的患者里，移植组有56%出现移植物诱发异动症。细胞纯度、成熟程度、植入点分布和术后药物调整都会影响局部多巴胺刺激。京都试验没有重现典型表现，是好消息；评分上升本身仍需要更长随访和更细的药物—症状记录。
运动评分下降，但日常生活没有同步改善
疗效分析使用MDS-UPDRS第三部分，分数越低，动作迟缓、僵硬和震颤越轻。24个月时，6名患者停药超过12小时后的“关期”评分平均下降9.5分，降幅20.4%；服药后的“开期”评分平均下降4.3分。
平均值掩盖了明显的个体差异。3名患者的关期评分分别改善32.4%、45.1%和50.0%，另1人改善9.1%，还有2人没有改善。低剂量组只有2人进入疗效分析，高剂量组4人，无法据此建立可靠的剂量—效果关系。
开放标签手术研究还要面对强烈的预期效应。论文引用既往假手术研究的数据：安慰性手术组的运动评分平均也可改善约4.3分。京都试验关期平均下降9.5分，高于这一历史数字，但历史对照不能代替同期随机对照；患者选择、评估方式和试验年代都不同。
改善也没有稳定传导到患者每天的生活。24个月时，每日“开期”和“关期”时长、抗帕金森病药物剂量、PDQ-39生活质量评分，平均都没有出现明显改善。3名运动评分改善较大的患者中，只有1人同时在每日关期时长和PDQ-39上改善。试验方案原则上维持原药量，仅在治疗需要时调整，不能据此单独判定移植不具备减药潜力。
临床治疗不是为了让一张量表下降，而是减少患者清醒时间里的僵硬、迟缓和失控，降低用药负担，改善工作、行走、睡眠与照护压力。若运动评分改善，却没有换来更长的良好“开期”和更好的生活质量，疗效的实际分量就要保守估计。
PET提示多巴胺合成活动，不能单独确证临床获益
18F-DOPA PET用于观察多巴胺合成能力。24个月时，论文报告6名患者双侧壳核Ki值的增幅为44.7%，并列出组均值由0.0032升至0.0043。这两个已经舍入的均值不能直接换算出论文报告的百分比。高剂量组增加63.5%，低剂量组增加7.0%。
44.7%看起来很大，绝对值却仍然很低。论文列出的健康壳核Ki值约为0.010至0.017，帕金森病刚出现症状时约为0.0045至0.0073。京都试验24个月平均值0.0043，尚未达到论文给出的症状初现范围下限；即使最高的个体值，也仍处在症状初现范围内。
12个接受移植的壳核中，有3个没有出现18F-DOPA升高。个体层面的PET增加幅度，与运动评分改善也没有形成清楚的对应关系。PET在这里提供的是与移植物多巴胺合成活动一致的证据，不能单独证明患者获得了临床效益。
另一个细节常被忽略：壳核的18F-DOPA增加，尾状核的指标却继续下降。细胞被植入壳核后，可以在局部补充多巴胺功能；尾状核指标下降提示非移植区域仍可能存在疾病进展；本试验不能证明移植阻断全脑病程。细胞替代主要针对纹状体多巴胺缺失；这项试验没有证明它能清除α-突触核蛋白或阻止疾病累及其他脑区。步态冻结、平衡障碍、认知、睡眠和自主神经症状，未必会随着壳核多巴胺增加而同步逆转。
同期另一项干细胞试验，为什么也要放在一起看
同日在线发表、同一期《Nature》刊登的另一项研究，是人胚胎干细胞来源多巴胺神经细胞的Ⅰ期试验。该研究纳入12名患者，同样采用双侧壳核移植和免疫抑制。18个月时，高剂量组关期运动评分平均下降23分，PET信号增加，研究没有报告移植物诱发异动症。
两个试验不能直接比高低。它们的细胞来源、制备工艺、剂量、入组患者、手术流程、评估节点和统计方法均不相同，而且都没有随机对照。并列阅读的价值，在于说明结果不由“iPSC”或“胚胎干细胞”这个名称单独决定。细胞质量、移植剂量、靶区覆盖、患者选择、免疫管理和评估方法共同决定临床表现。
因此，不能拿一篇早期论文给细胞移植定论。前临床研究要回答细胞纯度、成熟和致瘤性；Ⅰ期研究主要回答手术和短期安全；随机对照研究才有机会分辨治疗效应与预期效应；长期随访还要观察异动症、免疫排斥、异常增殖以及宿主病理是否侵入移植物。缺少其中任何一项，“有效”两个字都站不稳。
下一步试验必须回答什么
京都试验已经完成了几件过去很难完成的事：异体iPSC可以被制成较一致的多巴胺神经前体细胞；细胞能够被准确送入双侧壳核；两年内未见肿瘤样生长；部分移植物产生了可测量的多巴胺合成信号。
就本文讨论的这项开放标签试验而言，临床疗效仍需对照研究确认。下一阶段至少要有足够样本、随机分组和盲法评估，并把主要目标放在患者真正能感受到的变化上：每天减少多少“关期”，良好“开期”增加多久，药量能否下降，生活质量是否改善，跌倒、吞咽、睡眠和认知会怎样变化。运动评分、PET和患者生活三组结果必须互相印证。
随访也不能停在24个月。细胞是否继续生长、是否产生迟发异动症、停用免疫抑制后能否稳定存活、宿主的α-突触核蛋白病理是否进入移植物，都需要5年、10年甚至更久的观察。
iPSC让多巴胺细胞从稀缺胎儿组织变成可生产、可检测的细胞产品，这是实质进步。这项试验不能证明移植阻断帕金森病的全脑进展；在纳入疗效分析的6名患者中，尚未证实稳定的日常获益。细胞替代治疗已经跨过“能不能做”的门槛，下一道门槛是：这种改善能否在对照试验中重复，能否真正减少患者的关期和用药负担，并在多年后仍然安全。
原文披露部分作者获得住友制药合作研究资助，其中一名作者为该公司员工。下文提供原论文链接；网站不转载未经商业使用授权的论文图片。
参考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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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Tabar V, Sarva H, Lozano AM, et al. Phase I trial of hES cell-derived dopaminergic neurons for Parkinson’s disease. Nature. 2025;641:978–983. DOI: 10.1038/s41586-025-08845-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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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Japan Registry of Clinical Trials. jRCT2090220384.
https://jrct.mhlw.go.jp/en-latest-detail/jRCT2090220384
本文用于介绍公开发表的研究，不是治疗建议。帕金森病的诊断和治疗请咨询正规医疗机构的专业医生。